影評｜《乘著光的幻想》：沉重的叩問，可否以輕盈的歌詩收尾？

在戲院看到《乘著光的幻想》（All We Imagine as Light）預告時，筆者首先被其中的議題元素吸引：一段久疏問候的包辦婚姻，被砸碎的房地產海報上寫著「品味是精英的專屬特權」，以及孟買潮濕的城景。女性主創注目於性別與階層，會否以視角獨到的思索，給予現實別具力道的剖析？然而事實上，《乘著光的幻想》比起議題電影更像一部豐沛而溫柔的人物志，三位在醫院工作的女性主角——陷在異國婚姻中的柏芭（Kani Kusruti 飾），喪偶的帕洛蒂（Chhaya Kadam 飾），以及熱戀中卻被父輩安排的相親煩擾的安露（Divya Prabha 飾）——各自代表女性一生的不同階段，她們直面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與現代都市對個人發展無甚信用的許諾，置身於這片複雜而殘酷的土地，想像命運將會如何變幻。

（以下內容涉及部分劇透）

蜃景之城中的愛恨夢

《乘著光的幻想》以孟買居民群像開場，流動攤販，巴士乘客，車站行人，鏡頭在孟買的各色人等中流動著，將一部城市傳記的序章自然托出。這是一座泥濘而擁擠的城，大量的雨天鏡頭，使得它給人的情緒印象更加焦躁，這樣的焦躁，有時與角色的心境合而為一，譬如安露挑戰宗教禁忌與男友私會，卻因男友的家人突然返回，以及猛烈到阻礙交通的暴雨困在車站；再如住在狹小居室的柏芭用力合上深夜風雨中作響的窗戶。無法抵擋壞天氣，是底層困境的體現，但在電影中的更多畫面中，角色們只是自然而然地步入雨中，那潮濕的衣衫與頭髮已是生活的一部分，這仿佛城市與人必然的矛盾關係：它承托我們，困擾我們，也塑造我們。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更直接的人城衝突由帕洛蒂的故事講述。帕洛蒂在孟買的居所來自她亡夫的工廠賠償，但手上沒有房產證明文件的她，根本無法阻止地產商強迫她遷出的命令。城市最辛勤的建設者卻無法享有它的善待，居所與回憶一併被掠奪。大都市中，來自現代性與階層分化的冰冷由此可見。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當觀眾注視著孟買這座濕熱而逼仄的城市時，很容易就能發現孟買與香港的相似性。不如說，有過漂泊「逐夢」經歷的觀眾都能在電影中得到共鳴。千萬人為了「更好的機會」來到此地，忍受著並不舒適的空間，既與親朋疏遠，也難以與他人交心，或許直到最後仍是無所依歸，最終只能以一種古怪的姿態與城市共生：我不願回去，卻也未融入這裡，偶爾離開它時，我才能得到解放。

不過，就像無法輕易抹去身上的雨水，我們也無法將與城市共存的生命體驗從記憶中剝除。直至看完電影的很多天後，筆者仍會想起影片中歡欣沸騰的象神節，雪白的燈光照亮夜空，人們沉醉地歌舞、歡笑，好似做著夢，是的，這是無法後悔的夢境，只要你曾經進入這造夢的歷程，就不能說它所喚醒的，對美好的想像與憧憬，僅僅是一種幻覺。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在父權制世界想像「girl meets boy」

印度的性別問題由來已久，至今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乘著光的幻想》從制度習俗、社會氛圍及個人心理層面刻畫了父權制或性別陳規的幽靈及實體，譬如安露的男友在她言及性經歷時表現出的緊張；再如安露挑戰了「印度教女子不得與穆斯林男子相愛」的默認規則，她不注重與異性的邊界感，也被視作舉止放蕩；再譬如與柏芭包辦結婚的丈夫雖遠在德國，卻從未離場，他的存在時刻影響著柏芭的人生選擇。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在有關性別議題的作品中，當敘述將矛頭指向父權製的弊病時，多見順從者的徹底悲劇（譬如魯迅《祝福》），或反抗者縱然鮮血淋漓卻光芒萬丈地砸碎枷鎖（譬如《末路狂花》），《乘著光的幻想》亦塑造了一位順從者與一位反抗者——對包辦婚姻的傳統沒有疑問的柏芭，以及努力抵抗包辦安排的安露，但電影之中，不論順從還是反抗都並未走向意義沉重的「塵埃落定」，只是透過柏芭與安露的互動，踏實描繪了女性的自我探索。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柏芭與安露共租一間屋，影響著彼此的生活習慣與感情觀。柏芭礙於已婚身份，以及女子須矜持體面的教導，即使丈夫遠在德國，且失聯多年，也難以面對男醫生的求愛。安露大膽的戀愛亦令她不安，一方面她被她熱烈的姿態觸動，另一方面，安露所展現出的，是一種為世俗標準所不容的生活。這樣的差異使得她們爆發過衝突，也展開過坦誠的探討——「你怎能嫁給一個陌生人？」但當柏芭看到安露與男友大費周章來鄉村幽會，她又不禁憧憬一場浪漫邂逅，於是，在柏芭憑著專業能力救下一位溺水男子，並被當地醫生誤會是夫妻之後，男子在柏芭眼中幻化成丈夫的形象，邀請她與自己一起生活。

不，我不願意。柏芭很輕卻確切地打斷了幻想。此前帕洛蒂與柏芭的討論浮出心海：「我們都更喜歡一個人待著」。

柏芭的探索，以輕盈而包容的姿態完成。安露的戀愛多少具有的反抗意義，也在純然感性的演繹中融至無形——看到安露與男友在山洞外私語時，筆者甚麼主題都想不起來，唯一的念頭是「這真是兩個好相愛的人」。類似的片段，還有柏芭在深夜偷讀男醫生送來的詩歌，不論導演和觀眾賦予它怎樣的意義，都無法改變語言與情意的美感。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人為美與愛動容的心情，與柏芭「和丈夫重逢」的幻想，以及她對幻想發自本心的拒絕，有著等量的詩意。

那麼，如果一部電影展現出父權制的鐵律，它還能以一段純美的、girl meets boy的故事結尾麼？童話般的描繪，是否消解了性別議題內在的政治性？但或許這種無關宏旨的個人情愫，恰是對時常與宏旨合謀之鐵律的，最小單位的叛逆。

敗也輕盈，成也輕盈？

比起層層剖析，深入全面地展現困境背後的權力結構，《乘著光的幻想》更像是把性別或底層困境視作角色的「對手戲演員」，在情節設置上也十分克制。譬如前文所述的女性描寫中出現了無數留白：柏芭會否離婚？安露作為最年輕也最有力的成規挑戰者，她能否成功？如果她與穆斯林男友的愛情得到認可，會否陷入新的兩性困局？帕洛蒂反抗地產商的逼遷，電影對此最激烈的描寫只是她向房地產海報砸了塊石頭。

《乘著光的幻想》劇照

有觀眾認為，既然電影對社會沉疴有所描繪，卻只是輕輕帶過，使本該具有的批判性淪為隔靴搔癢，然而在筆者看來，電影所要說的正是「想像本身並非無力之事」，「娜拉走後怎樣」這一設問中藏著「前途不容樂觀」的預期，但它本就無法用虛構作品紙上談兵地回答，有了想像出走的能力，才是向著新世界踏出了第一步，正如影片台詞所說：「你試著想像光明，你就可以看到」。

而為眾人帶去更新、更美、更超越現實的想像，一直以來就是虛構最強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