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代，中法關係如何擺脫美蘇霸權束縛？

文：高嘉懿

在西方的政治哲學中，敵友劃分是一個長期的命題。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等先哲就在著作中談論過敵友劃分與政治倫理的關係，被視為現實主義先驅的馬基雅維利以一套淡漠倫理強調實效的方式談論敵友概念，而後世的施米特更是將敵友劃分視為政治的標準，冷戰結束後新興的建構主義學派又提出社會建構朋友或敵人的理論。

西方「二元對立」的思想長期影響了對具體事物的認知和判斷。衝突和戰爭自然是分清敵人與朋友的顯現形式，然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在追求和平的年代，敵人與朋友依然是政治舞台的主要關係。曾為戰時同盟的美國與蘇聯，戰後則以對立的意識形態為名，互視為命中注定的絕對敵人，在實際雙方衝突未爆發之前就預設了敵對關係，並各自集聚了一批盟友，從而成為了較量的對手。

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對整個國際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那些試圖保持中立的國家也不免受到美蘇爭霸的影響。而身處於東西方陣營中的國家，更因為意識形態和國際立場的差異，在互相敵視與較量的背景下，不少原本有着密切聯繫的國家陷入了正常外交關係斷絕或停滯、經貿及文化等領域往來受限的情況。

冷戰期間美蘇兩國軍隊於柏林對峙

米爾斯海默強調：「因為大國對國際政治所發生的變故影響最大。所有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次大國——其命運都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具實力國家的決策和行為。」然而，自《聯合國憲章》明確了大小各國平等權利的信念，國際社會也向民主化潮流演進，儘管大國仍具有重要性影響力，但次大國或者小國並非只能依附於大國，而是從自身實際利益出發進行考量，通過互相聯繫與合作，來擺脫敵友陣營劃分帶來的不利束縛，爭取和平共處。

1964年1月27日中國和法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就是一個重要案例。在冷戰初期，法國和中國分別是美國和蘇聯的盟友，在各自陣營中具有次大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它們不僅在歐洲和亞洲的地緣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於全球國際事務也報以關注並懷有擔負治理責任的抱負。此外，兩國又是各自陣營中有強烈主權意識的國家，不願因對美蘇的依賴而放棄自主的權利，從而在擺脫超級大國的控制和影響方面表現突出。在這個過程中，中法兩國採取了獨立自主的外交，互相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被視為突破意識形態束縛，打破陣營對立，進行共同合作，抵制美蘇霸權的典範。

 

《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中法建交消息

從早期的回憶記錄到如今的專著研究，中法兩國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學者都對中法建交進行過詳細的解讀，有的分析領導人的戰略眼光和決策考量因素，也有梳理談判過程以了解雙方的戰術策略，還有從國際法、民族主義、政治理念等多元視角進行解釋的，更多地，是探討中法建交對於國際局勢的意義和影響。

然而，有一個關鍵問題尚未得到系統性解釋，中法兩國是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建立關係的，但並非放棄或改變自身的意識形態，那麼從對立陣營走向聯繫合作，其內在矛盾是如何調整的，從而將理論上的絕對敵人轉變為實際上的合作夥伴？

如果從中法兩國跨陣營的長時間段交往分析，似乎更能釐清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在兩國關係發展中被不斷調和的嬗變過程。一些學者已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即使是1949—1955年中法兩國敵意嚴重的階段，雙方也沒有完全斷絕往來；而1964年建交以後，中法兩國的經貿關係也沒有過於顯著地增長，反而因「革命浪潮」的衝擊陷入了倒退，直至1969年重新調整了兩國關係。

 

《世界報》頭版刊登中法建交消息

可以看到，調和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現象頻繁出現，不僅與決策高層的理念轉換有關，並體現在國家政策中，同時也與形形色色的參與構建兩國關係的角色有關。在冷戰陣營分野的情況下，為了重建國際聯繫與緩和東西方的緊張對立，跨陣營和跨國的多元的、新興的對外交往方式嶄露頭角，如工商業團體、社會文化組織、政黨議員等非國家行為體涉足跨國事務，體現了對外交往的民主化發展特點。但這也展現了更為複雜的圖景，一方面，國家總體外交下涵蓋了多元的對外交往形式，政府會依據政策需要來指導和鼓勵非政府形式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各角色有着自身的利益目標和意識形態的追求，從而也會對國家間關係產生重要影響。

本書的目的，便是試圖探尋冷戰陣營分野下的中法兩國，是如何在不同階段判斷和回應不同程度的交往需求的，如何因現實需求與理想追求的差距而調整和重構敵友關係並作出具體決策的。

 

中國國際航空中法建交50週年紀念塗裝

全書分為八章，闡述了1949—1969年跨陣營交往下中法關係發展的四個階段，主要考察三個方面：一是國際形勢及陣營關係變動下中法兩個次大國的彼此認知及政策的變化；二是考察跨陣營交往下諸如法國共產黨等特殊的非官方角色在敵對陣營國家間關係發展中起到的作用；三是從參與兩國交往的非官方角色與雙方政府的互動關係，來探討跨陣營的交往活動與國家外交政策的關聯。

前三章大致對應的是第一個階段，即中法處於敵對時期（1949—1954）。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歐洲冷戰加劇的背景下成立，也由此拉開了亞洲冷戰的序幕。儘管從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角度而言中國需要西方的資金與技術，但在革命意識與國家安全的認知下，中國選擇向蘇聯「一邊倒」，法國被劃為敵人。法國內部對於中國態度也出現分歧，因受困於印度支那戰爭和美國的施壓，選擇了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不過，中國從國際主義理念出發，以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法國，從而將法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進步民眾視為友人。在中法兩國政治、經濟關係近乎斷絕的情況下，法國共產黨成為維繫民間有限往來的主要橋樑。對於法共扮演的角色，中法兩國政府的態度有着明顯差異，但也反映了在意識形態嚴重對抗的情況下，雙方仍願以一定的現實主義態度去發展關係。

 

法國共產黨海報

第四章論述了中法關係進入一個搖擺的緩和階段（1955—1960）。印度支那停戰以後，中法兩國成為實際敵對方的因素已經消退，兩國關係有所改善，建立了多個溝通渠道，中國的人民外交與法國的議會外交對接，共同促進了民間的經濟和文化交往。但是受到美國政策、台灣問題等方面的影響，遺留的政治問題仍無法解決。隨着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建立，兩國關係又經歷了微動盪和冷淡的階段。

該部分將指出，中國在和平共處和重啟「中間地帶」的外交方針下，對法國身份的劃定有所變化，但仍是不明確的。而法國因為政治高層「趨同論」觀念以及社會上中立主義傾向的出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及政策也出現調整，但受到陣營關係的限制以及對於中國尚未展現善意的判斷，繼續阻礙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戴高樂

第五章和第六章詳述了中法兩國的建交階段（1961—1964）。主要強調在中蘇分裂和印支衝突再起的背景下，中法兩國的政策皆出現調整。中國進一步發展了「中間地帶」的構想，將法國視為「第二個中間地帶」中的重要國家。法國則出於對美蘇兩大國政治趨同的擔憂，力圖發展多邊合作、重建與亞洲大國的關係。中法雙方通過1961—1962年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重新接觸，互相表達了建交的意願。之後，兩國政府在1963年不約而同地正式考慮建交問題，並且經過祕密談判，最終中法兩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引發了國際和國內的熱議。在這一過程中，中法兩國重塑了對彼此的定位和認知。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中法建交後經歷的磨合階段（1964—1969）。中法建交是在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形勢下發生的，儘管建交初期中法兩國的政治、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但雙方的交往仍存在分歧和困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五月風暴」這兩場社會運動，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和民間群體自發的行為衝擊了剛剛起步的中法正常化關係。但另一方面，珍寶島戰役後中蘇同盟關係徹底破裂，促使中國徹底改變戰後的對西方政策。在這一背景下，中法建交成果得以發揮作用，法國在中西方關係調整中扮演了先鋒的角色，也為新時期兩國關係發展定下了基調。

 

法國「五月風暴」

最後的結論部分梳理和歸納了中法在敵對陣營的分屬下，從敵視轉向友好合作的內涵邏輯變化與多元交往角色的作用，解釋了雙方分別通過「中間地帶」構想和「趨同發展」理念來調和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並最終順應了和平共處與合作發展的潮流。

原文鏈接：冷戰時代，中法關係如何擺脫美蘇霸權束縛？文化漫談｜從被性侵者的自我歸責，辨析性同意與性能動的複雜關係 from 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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